武藤章1892年12月生于日本熊本县，1920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其后，他先在日本陆军教育总监部工作，后调入陆军参谋本部第二部，负责搜集国际情报。1933年，武藤章奉命到中国中部和南部搜集情报；1934年调赴东京步兵第一联队；1936年重被调到中国，任关东军参谋部第二课课长。搜集情报为武藤章所擅长，经他整理的情报和实地调查报告对日本侵略中国发挥了不少作用。1936年，他被晋级为大佐。
关东军
侵略东北期间，为了达到分裂中国并侵占绥远的目的，策划了德王成立伪“蒙军政府”事件，但因中国军队傅作义部发动绥远抗战，德王失败。武藤章参与了绥远事件的全部过程，并出面善后，指挥德王后撤以保存实力。1937年，武藤章调任关东军参谋部第三课课长，负责制定作战计划、建立兵站、组织兵员等。
卢沟桥事变发生，如同服了兴奋剂，认为是“愉快的事情”
1937年7月7日，以卢沟桥事变为标志，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这对于武藤章来说，如同服了兴奋剂。他迫不急待地打电话给时任关东军参谋部第二课课长的河边大佐说：“愉快的事情发生了！”
但战争开始后，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出现了战争指导方面的意见分歧，发生了“扩大派”与“不扩大派”之争。所谓“不扩大派”，只不过是从“北进”的战略考虑，希望有更多的兵力以备将来向苏联开战，因而希望把对中国的侵略暂时限定在一定区域；而“扩大派”则是从“南进”的战略考虑，希望以速战速决占领全部中国，继而向太平洋地区扩张。
武藤章是“扩大派”主要成员，坚决主张立即扩大侵华战争，不仅向华北，同时向青岛和上海出兵。最后，武藤章等人的意见占了上风，日本的侵略战火很快在中国大地蔓延。武藤章也因提出扩大侵华战争计划，得到参谋本部的赏识，破例让其赴皇宫晋谒天皇。
武藤章不仅提出扩大侵华战争的主张，而且身体力行，成为扩大侵华战争的先锋。“八·一三”事变后日军进攻上海，但遭到了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并未达到速战速决的目标。于是，武藤章又提出派兵在杭州湾登陆的建议。他的建议得到采纳后，日军攻占上海的计划得逞。因献策有功，他被任命为华中方面军副参谋长。武藤章就任新职后，又提出立即进攻南京的建议。1937年12月1日，日本大本营采纳了他的建议后下达进攻南京的命令。
下令日军随意在南京市内宿营，酿成了南京大屠杀
1937年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随之而来的是30万中国同胞惨遭杀害的灾难
，武藤章是制造这场灾难的罪魁祸首之一。12月17日，华中方面军为庆祝日军占领南京，在一片血泊中举行入城式，武藤章紧跟在骑马的松井石根后面，乘汽车抵达南京中山门外，又陪同松井石根，自中山门至中国国民政府官邸，检阅列于两旁的侵略部队。当时武藤章以华中方面军副参谋长的身份，负责日军在南京地区的宿营安排。武藤章宣布南京城外宿营地不足，日军官兵可以在南京市内随意选择宿营地。这一声令下，犹如打开了野兽的牢笼，日军冲向南京城内的大街小巷，看到男人就杀，看到妇女就强奸，看到财物就抢夺，导致了举世震惊的南京大屠杀惨案。
1938年7月，武藤章调任华北方面军副参谋长，又开始了他在华北地区对中国人民的屠戮罪行。同年10月，他因不断策划扩大侵华战争而受到日本统治者赏识，被晋升为少将。在华北期间，武藤章参与指挥了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围攻作战，对冀中进行的五次大“扫荡”。凭着对中国人民血腥屠杀的“战功”，1939年他又升任日本陆军省军务局长。
被控诉为推动日本向美英开战的元凶
在担任陆军省军务局长期间，武藤章又积极参与了太平洋战争的策划。在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美国公诉人基南控诉武藤章是推动日本向美英开战的元凶。武藤章辩解说他在当时并无决策权。而基南引用大量文件，证明在日军偷袭珍珠港前的半年多时间里，召开过几十次会议讨论对美开战问题，武藤章每次都到会鼓吹对美开战，并参与制订了《关于促进南方施策的方案》。如田中隆吉证实：“1941年11月25日，美国国务卿赫尔曾对日本发出最后通牒。4天后的同月29日，武藤章局长就断然拒绝说：‘假如日本接受这项要求，那日本必将成为赤贫而毁灭，所以无论如何也要出之一战。’”
1942年，武藤章晋升为中将，调任近卫师团长，率军入侵菲律宾；1944年调任第14方面军参谋长。在侵略东南亚期间，武藤章又犯下屠杀东南亚人民和盟军战俘的罪行。
在战后国际军事法庭上，中国公诉人以确凿证据提出：在“武藤章被任命为日本驻北苏门答腊帝国近卫军司令官”之后，“凡是由其军队占领的地区，就都有最残酷的暴行发生，武藤章对此负有责任。战俘和被拘禁人员遭受的是饥饿、有病有伤不予医治、刑讯拷打和任意杀戮，而对待平民百姓则采取灭绝政策。”尽管武藤章仍为自己的罪行百般辩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依然认定：“他在菲律宾任参谋长期间，日本军队正在对平民搞大批杀害、刑讯和其他暴行活动，对待战俘和被拘禁人员则是用饥饿、刑讯折磨他们，或把他们杀掉。武藤章对此等令人发指的违反战争法规的行为负有责任。”
上述事实表明，武藤章自参加日本军队之后，一直为日本的侵略扩张政策服务，并积极鼓吹扩大侵华战争，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中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1948年11月4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定武藤章为甲级战犯，宣判处对其处以绞刑。同年12月23日，武藤章在东京鸭巢监狱被执行绞刑。

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中，广田弘毅是被处以绞刑的7名日本甲级战犯中惟一的文官。
广田1878年生于九州福冈，早年结识有“右翼运动大祖师”之称的头山满和前外相副岛种臣等人，深受其扩张主义思想的影响。1901年，广田进入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
参与起草侵犯中国主权的“二十一条”
在校期间，广田于1903年夏到中国东北与朝鲜考察俄国动向，提出了日俄战争不可避免，日本应先发制人的调查报告，崭露头角。
1906年，进入外交界。1913年，任外务省通商局第一课课长。1915年，日本向北京政府提出严重侵犯中国主权的“二十一条”，广田便是这一侵略性文件的起草人之一。此后，广田历任外务省情报部第二课课长，情报部次长、欧美局局长、驻荷兰公使、驻苏大使等职，青云直上。
1933年，广田出任外务大臣，虽然高唱“和平外交”，却支持日本政府和军方对中国的侵略，加紧从外交上挤压中国。这一时期，日方先后迫使中方订立“何梅协议”和《秦土协定》，并积极推动“华北自治运动”，图谋将华北从中国中央政府的统治下分离出去。
面对中国与英美等国关系的改善，日本横加干涉。1934年4月，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长天羽英二发表谈话，声称中国如果利用其他国家排斥日本，实行以夷制夷的对外政策，日本不得已惟有加以打击。
1935年10月，广田提出了关于中日关系的三原则：1、中国应彻底取缔排日活动，抛弃依赖欧美政策，采取亲日政策；2、中国应正式承认“满洲国”，实现中日满在华北的经济合作；3、中日满应在防共问题上合作。“广田三原则”实际上是要将中国置于日本的军事、政治和经济控制之下。
以广田组阁为标志，法西斯体制在日本建立
日本右翼军人于1936年2月26日举行暴动。暴动平息后，首相冈田启介辞职，内阁其他所有大臣一道下台，惟有广田出任新一届内阁的总理大臣。
不久，日本内阁便恢复了陆海军大臣现役武官制。这一将陆海军大臣的任职资格限定于现役将领的制度，使军部能在政府与军部意见不合时，以陆海军大臣辞职等办法使政府无法组成，只有下台。这样，政府只好听命于军部。以广田上台组阁为标志，以天皇和军部为核心的法西斯体制在日本建立起来。
广田新内阁不久便制定了确立扩张方向的《国策基准》，其确定的国策是“一方面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另一方面向南方海洋发展”。为向中国扩张和准备南进，日本全面扩军备战。陆海军分别制定了扩军五年计划和庞大的造舰
计划，并在言论、产业等各方面加强了统制。可以说，在广田内阁时期，为战争而建立总动员体制的工作已经开始。
1936年10月，广田内阁的藏相公开宣称，日本已进入“准战时体制”。11月，日本与德国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在防共的名义下与德国结成政治同盟。这一协定向建立国际法西斯同盟迈出了一大步。
广田参与了所有对华战争扩大化的决策
广田内阁于1937年1月总辞职。同年6月，广田出任第一次近卫内阁的外相。卢沟桥事件爆发后，广田参与了所有对华战争扩大化的决策，是日本推行全面侵华战争的主谋之一。
战争初期，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曾在中日之间进行调停。但在日军攻占南京后，日本外务省方面提出了令中方难以接受的近似于投降的苛刻条件，实际上堵死了和谈的道路。陶德曼调停无果而终。此后，日本政府发表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关闭了与中国政府谈判的大门，中日战争走向长期化。
1940年，广田出任米内光政内阁的参议，担当起顾问的角色。同年，参加了决定第二次近卫组阁的重臣会议，广田由此进入国家“重臣”之列。重臣负有挑选首相组阁的重大权限。直到日本战败为止，广田一直参与日本历届内阁的组阁工作，为日本国家最高统治集团的核心分子之一。对于日本扩大对中国的侵略、挑选东条英机担任首相和发动太平洋战争，广田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日本面临战败之时，广田曾与苏联驻日大使马立克秘密会谈，力图争取对日本有利的投降条件，但未能成功。1945年12月，广田弘毅被驻日盟军逮捕。
1946年3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确定广田弘毅为甲级战犯。法庭认为，广田弘毅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主持日本外交或参与日本外交决策，他对于日本侵略中国、日本与德国和意大利建立法西斯同盟及挑起太平洋战争负有直接的重大责任。针对辩护方提出的战争的责任在军部以及广田始终主张通过外交谈判解决纷争的辩辞，法庭的判决书指出，广田在日本政府内是一个极有能力的人物和强有力的指导者，“在他所任职的整个时期中，他对于军部及各届内阁所采用所实行的侵略计划，有时是设计者，有时是支持者”，“当从事谈判的时候，对于牺牲日本邻国所得来的或欲得的利益以及所期待的利益，是绝对不愿放弃的；如果不能用外交谈判满足日本的要求时，一向就赞成行使武力”。
判决书还指出，在发生南京大屠杀暴行的时候，身为外相的广田明知每天都进行着成千上万的杀人、强奸及其他暴行，但“没有在内阁会议上主张立即采取措施以停止暴行，以及他未采取其他任何可能的措施来停止暴行，这是他对本身义务的怠忽……他的怠忽已构成犯罪”。因此，法庭判定广田犯有“破坏和平罪”和“违反战争法规惯例及违反人道罪”，并判处其绞刑。1948年12月23日，广田弘毅在巢鸭监狱内被处以绞刑。

东乡茂德的先祖是朴姓朝鲜人，丰臣秀吉入侵朝鲜时被掠到日本今天的鹿儿岛，后改姓东乡。东乡茂德1882年出生在鹿儿岛。1912年，东乡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德文专业，后考入外务省，先后出任驻中国奉天(今沈阳)总领事馆领事官补、驻德国大使馆参事官及驻美国大使馆一等书记官等职。1937年升任驻德国大使，1938年出任驻苏联大使。
日军遭苏联军队重创后东乡受命与苏联周旋
1939年5月，日本关东军出于“北进”目的，在中蒙
边境接壤的诺门坎挑起大规模日苏军事冲突，但遭到苏军强力反击，关东军遭受重挫，几乎一个师团全覆灭，朝野震惊，急令东乡茂德与苏方交涉。
东乡与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几经斡旋，双方签定了停战协定，日苏间的军事冲突告一段落。这也是东乡外交活动的精彩之笔。后来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他还为此沾沾自喜，把自己打扮成“敢于同军国主义斗争的和平主义者”。
1941年，东条英机组阁，东乡茂德出任外务大臣兼拓务大臣。身为高级外交官的东乡茂德对东条内阁扩大战争的意向应该是心知肚明，但欣然应允走马上任，这至少可以说明，他对东条内阁的战争意向是持支持态度的。但也有史料披露，当时东乡曾表示，“如果陆军方面继续对支那驻军问题采取强硬态度，外交交涉难以进行”云云，东条表示，“包括支那驻兵问题，将就日美交涉的诸问题予以重新考虑”，在这一前提下，东乡才应允出任外相。
拟定两个交涉方案，与美国进行周旋
1941年11月5日，昭和天皇主持召开御前会议，具体研究对美开战事宜，东乡出席。御前会议后，东乡提出甲乙两个交涉方案，与美国周旋。
其中甲方案内容包括日本自主决定和解释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承诺国际通商的无差别原则；在规定时间内(25年)撤出日本驻中国北部、蒙疆和海南岛的一部分兵力，在中日之间完全和平的前提下，两年内完成撤兵。
乙方案是日美两国都不得武力进入东南亚和南太平洋地区；为获得荷属印度支那的物资，日美两国协力；恢复日美通商条约和提供石油供给等。
从字面上看，无论是甲方案还是乙方案，都是美国方面碍难接受的，只是为了拖延时间而已。两个方案拟定后，东乡指示驻美国大使野村吉三郎，务必以两方案为条件与美方谈判，并限定谈判时间截至11月25日止，还派出原驻德大使来栖三郎作为特使协助野村，直至对美开战。
1941年11月7日，驻美大使野村先把甲方案呈交美国国务卿赫尔，遭到美方坚决否决。东乡获知谈判陷于僵局，
于11月10日约见美国驻日本大使格鲁，执意要求美方接受，遭到拒绝后又于11月12日约见英国驻日大使，请其斡旋日美谈判，虽毫无结果，却为日本赢得了一定的时间。
11月20日，东乡又指示野村向美方提出乙方案。11月27日，美国国务卿赫尔提出《赫尔备忘录》，要求日本从中国和印度支那撤出一切军队；放弃在中国的特殊权益；不得承认重庆以外的其他政权(指汪精卫政权)等。《赫尔备忘录》的提出等于宣布东乡外交的失败，东条内阁则认为，这是美国向日本发出的“投降令”。
11月28日和29日，东乡连续给野村发去密电，认为赫尔备忘录“无视东亚的现实，极大地损害了日本的威信”，训令野村口头要求美方“自我反省”。11月30日，东乡又给驻德国大使大岛浩发电，训令其向德方转告美国对三国同盟的“固执态度”，以争取德国的同情和支持等。12月1日，昭和天皇再次主持召开御前会议，最后决定对美、英、荷宣战。就这样，东乡作为日本国家战争机器的一员，把日本推上了太平洋战争的道路。
辞去外交大臣之职又出任外交大臣之职
有资料称，日美交涉失败后，东乡曾一度准备辞去外交大臣之职，但有的官员劝他说，“如果辞职，内阁立刻会换上支持战争的外交大臣”，东乡才打消辞职的念头。事实上，从1941年到1943年，东乡一直活跃在政治和外交舞台上，辅佐东条英机等主战派发动了太平洋战争。1943年9月，东条内阁为鼓吹“大东亚共荣圈”决定设立“大东亚省”，东乡因表示反对而辞职。然而，不出两年，东乡不仅出任铃木内阁的外交大臣，还身兼他曾经反对设立的大东亚省大臣。
1946年4月，东乡被认定为甲级战犯嫌疑人被逮捕。1948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他犯有“共同谋议侵略战争罪”，以及对中、美、英、荷的侵略战争罪，判处有期徒刑20年。
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东乡自我辩解称：“《赫尔备忘录》要求日本从中国和法属印度支那撤兵，还包括废除三国同盟，日本如果接受备忘录就破坏了三国同盟，这是涉及国际信义问题。另外，日本如果接受备忘录撤兵，甚至包括撤出警察，日本在中国华北、华南的一切都成为泡影，日本的企业也将全部停顿。还有，对南京政府(指汪精卫傀儡政权)也失去信义，会激发各地的排日、侮日感情，日本人只得从这些地方撤离。备忘录还要求恢复到日俄战争之前的状态，日本必须从满洲撤出，其政治影响波及到朝鲜……《赫尔备忘录》迫使日本只能做或者全面投降或者战争的解释，如果接受备忘录日本不仅不能保持在东亚的大国地位，而且将沦落为三流国家。所以，(内阁)全员对备忘录的意见是一致的，日本除了自卫战争别无他路，这也是全员一致的意见。”
这段话充分地表明，东乡始终是站在殖民统治者的立场上，极力维护日本的所谓“国益”，为了实现日本的“大国”地位，即使动用战争手段也在所不惜。1950年，东乡在服刑期间病死。

梅津美治郎，日本侵华战争重要罪魁之一，1948年11月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以武力侵略中国、屠杀中国军民、共同制定并实行侵略计划等战争罪行判为甲级战犯，是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和对外扩张侵略政策的重要人物。
一手炮制“何梅协定”
梅津美治郎生于1882年，日本大分县人。青年时期接受日本军国主义思想教育，1903年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1910年毕业于陆军大学。梅津毕业后历任日本驻德国武官、参谋本部德国班班长、
陆军大学教官、陆军省军务局军事课课长、第一旅团长等职，并于1930年升为少将。
1931年8月，梅津美治郎任日军参谋本部总务部长。一个半月后，日本关东军突然在中国东北沈阳策动“九·一八”事变，梅津对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发动事变的谋略不满，认为这违背了日本军部《满蒙问题解决方策大纲》中“约以一年时间做好准备，于明春以后实行”的侵略方针。日军侵占东北后，军事压力陡增，梅津与军务局长小矶国昭及梅津部下第一课长东条英机、军事课长永田铁山协商，制定出军备改革方案，以满足应急军备的需要。
《塘沽协定》后，日本军队不满足仅将河北省东北部划为非军事地区，为巩固伪满，分裂华北，排挤东北军和国民政府驻华北的军队，遂于1934年3月派梅津美治郎任中国驻屯军司令官。
1935年5月，梅津借口天津日租界发生两名亲日新闻记者被杀事件，向国民党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提出“驱逐东北系及中央势力出华北”的无理要求，由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与驻北平公使馆武官高桥坦会见何应钦，强迫何应钦接受要求事项。
同年7月6日，在日本军事、外交威压下，何应钦被迫以打字函的形式承认日方的要求，签订了所谓的“何梅协定”，主要内容是：1.取消河北省内一切国民党党部；2.撤退国民党驻河北省的东北军第51军、国民党中央军及宪兵三团；3.解散国民党军分会政治训练处及蓝衣社、励志社；4.罢免河北省主席于学忠；5.取缔一切反日团体及活动。此后，华北危机日益严重。同年，梅津兼任第二师团师团长。
实行“三光”政策
1936年春，梅津美治郎调回东京任陆军省次官，参与策动进一步侵略中国华北的军事策略。他认为驻军不能远离平津铁路，于是日军从原定的通州改在丰台设立一个兵营，而正是在丰台卢沟桥的日军，挑起了1937年的“七·七”事变，由此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1937年7月16日，梅津在陆军省课长会议上说：“为解决时局问题，必须举国一致全力以赴。”至7月27日
，梅津等主张进兵的意见压倒作战部长石原莞尔的先将兵力撤至山海关再进行日中谈判的意见，日本内阁会议批准出兵三个师团，向华北派遣约21万人的兵力。
日本侵略军3个月灭亡中国的企图在中国军队正面战场、游击战场的打击下并未实现，梅津美治郎于1938年5月任日军第一军司令官，率日军侵占山西，进行所谓“治安肃整作战”，残酷“扫荡”，实行野蛮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作战”。但在中国抗日军队的打击下，至1939年9月前，日军第一军伤亡2.1万人。
由于诺门坎事件致使日本关东军损失惨重，1939年9月日军大本营令梅津美治郎接替植田谦吉大将出任关东军司令官，要其重建关东军，推进对苏作战准备，并进一步“开发”伪满资源，提供战争物资。当时还是中将的梅津向天皇及军部表示：“今后将愈加粉骨碎身以报皇恩于万一。”
秘密下令创建“731”部队4个支队
梅津在中国东北下令修筑了许多堡垒，又与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协作，修通了伪满新京(今长春)至朝鲜平壤间的战略铁路。1940年，梅津晋升为陆军大将，1941年、1942年下令进行“关特演”(以苏联为假想敌的军事演习)，训练关东军部队。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梅津向日军军部输送兵力20余万人。直到1944年，关东军向太平洋战场、中国战场等输送多支精锐部队。1940年12月，梅津曾签署创立第731部队(即制造细菌武器机关)4个支队及有关驻地的秘密命令。
东条英机内阁在太平洋战争失败后垮台，以小矶国昭任首相的新内阁组成。梅津美治郎被任命为参谋总长。1944年8月，梅津拟订日本陆海军作战的指导大纲，制定“以帝国本土为核心圈，确保作为资源要域的南方圈，以及联络两者的要域，彻底完成有组织的战争，向使敌屈服迈进”的根本方针。
但是，太平洋战场以及日军在亚洲、在中国的军事进攻已呈颓势，至1945年4月后，在美国、苏联的夹击下，日本甚至要依靠调动中国大陆的日军以维持战局。同年6、7月间，日军大本营统帅部发出“决号作战准备”(即本土作战方案)的指令。7月26日，美、英、中三国发表促令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8月6日，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8月9日，苏联对日本宣战。8月11日，美国在日本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
面对败局，梅津美治郎与陆军大臣阿南惟几、海军参谋总长丰田等仍不甘心失败，要求“死中求生”，顽抗到底，被日本天皇拒绝。9月2日，天皇命梅津与外务大臣重光葵代表日本军部在“密苏里号”舰艇上签署了投降书。
1946年4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下令逮捕梅津美治郎、重光葵等4人。1948年11月，梅津以甲级战犯罪被判处无期徒刑。1949年1月8日，梅津美治郎因患癌症死于东京巢鸭监狱。

1948年11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宣判28名日本战犯分别犯有“反和平罪”、“反人道罪”和“违反国际法的战争犯罪”，有7人被判处绞刑，其中就包括木村兵太郎。木村兵太郎担任过近卫内阁、东条内阁的陆军省次长，后被派赴缅甸任日本派遣军总司令。不过，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日本辩护方为他鸣冤叫屈，称他不过是陆军大臣的助手，不应该负有战争责任。这里，有必要说明他在侵略战争中的所作所为以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宣判依据。
木村兵太郎是土奇玉县人，1888年9月出生，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历任参谋本部部员、驻德国大使馆武官、陆军大学教官等职。1929年伦敦裁军会议时，他作为随员参加了会议，当时就积极主张摆脱西方国家对日本的约束，鼓吹自主发展军备。
诺门坎战役日军遭重创后，积极筹划对苏联开战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木村先后任野炮第22联队长、整备局统制课长、兵器局长、第32师团长等职，1940年升任关东军参谋长。是时，由关东军挑起的诺门坎战役刚刚结束，日本中央军部迁怒遭受重挫的关东军，由梅津美治郎和木村兵太郎接替关东军司令官和参谋长职务。木村上任后，继续坚持陆军派的强硬立场，积极酝酿关东军特别大演习(简称“关特演”)，筹划对苏开战。
1940年7月，东条英机就任近卫内阁的陆军大臣，上任伊始就暴露出实施军事独裁、发动更大战争的野心，积极拉拢和拼凑自己的亲信班底。时为陆军大将的木村兵太郎成为东条的首选对象，被推举为陆军省次长。从这时开始，木村作为东条最为信赖的部属之一，伙同东条等人把战火烧向太平洋战场。
1941年10月，近卫内阁宣布总辞职，东条英机趁机登台组阁，不仅出任内阁总理大臣，还身兼陆军、军需、内务大臣等职，木村兵太郎虽然仍居陆军省次长之职，但实际上与军务局长武藤章共同执掌起陆军省的大印，为东条内阁发动更大的军事冒险筹划一切。10月24日，东条内阁主持召开大本营联席会议，按照陆军省提出的计划全面部署了对美开战的一切事宜。会后，南方陆军部队迅速向作战地点集结，海军也以鹿儿岛为模拟作战场所，终日进行袭击珍珠港的作战演习。在这一系列的军事部署中，木村是具体的策划者和指导者。11月5日，御前会议召开，最后批准了木村等人提出的陆军省对美、英、荷作战计划，决定于12月初正式宣战。
出任缅甸派遣军总司令，放任日军暴行
太平洋战争打响后，日本陆军相继占领了新加坡、香港、菲律宾等地，1942年5月，又占
领了缅甸。翌年8月，日本政府假惺惺地宣布承认缅甸“独立”，并在仰光设立日本驻缅甸大使馆。
事实上，日本侵略军从占领东南亚及太平洋地域的第一天起，就露出凶残和贪婪面目，疯狂掠夺这里的资源，残酷镇压和屠杀当地民众，妄图以血与火维持殖民统治秩序。其中，有被称作“巴丹死亡行军”的虐待英美战俘的恶举；有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疯狂“大检举”、“大逮捕”，屠杀无辜平民的暴行；特别是从1942年11月到1943年10月间，占领军为了修筑泰缅铁路，强迫数十万英美军战俘和劳工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服苦役，先后有一两万名战俘和25万名劳工悲惨死去……这一切都是木村担任陆军省次长期间日本军队在各地犯下的战争罪行，除陆军大臣负有责任外，木村也难辞其咎。
1944年7月，东条内阁被迫总辞职后，木村兵太郎出任缅甸派遣军总司令，木村上任以后，对日本军队的残虐行为继续采取放纵的态度，甚至强征30余万名印度尼西亚壮丁充当“兵补”，驱赶他们到缅甸和新几内亚作战，其中有90%的人悲惨地死在热带丛林中，也给缅甸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木村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
当时，随着日本海军联合舰队的崩溃，日军在东南亚各个战场也呈现出不可挽救的颓势。木村拼命组织军队固守阵地，力图扭转败局。1943年10月，中美和英印联军开始反攻缅甸，木村指挥的三个师团损失惨重，不得不收缩兵力，节节败退。到1945年初，中美和英印联军逼近仰光，木村面临着岌岌可危的态势。1945年4月23日，木村丢下部属和军队，只率几名随从乘侦察机仓皇逃出仰光，日本在缅甸等地的殖民统治宣布崩溃。
极力推脱罪责但依然被绞死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美国占领当局以木村参与和策划对美、英发动的侵略战争而将其列为A级战犯嫌疑人。
1948年11月12日，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定犯有“共同谋议侵略战争罪”(反和平罪)，对中国的侵略战争罪，对美国的侵略战争罪，对英国的侵略战争罪，对荷兰的侵略战争罪，以及“违反国际法的战争犯罪”(包括授权、命令、允许违法行为，无视违法行为的责任)等共计7项罪名，被判处绞刑(被判处无期徒刑以下的战犯多为6项以下罪名)。
当时，日本辩护方称，木村不过是陆军次长，地位低微，不应视为主要战犯。
但起诉方指出，木村是陆军省仅次于陆军大臣的人物，实际上承担陆军大臣的职责，他不仅赞同陆军大臣的政策，而且是具体推行这一政策的实际首脑，包括他任职期间日军违反战争法规的行为，他都负有决定性的责任。1948年12月23日，木村在巢鸭监狱被处绞刑。